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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潘金莲斗牌赢了三钱银子(相当于60元)，她又撺掇家中公认的女财主李瓶儿添上七钱银子，让仆人兴儿安排一桌酒席：买了一只烧鸭、两只鸡、一些“下饭”(即佐餐的菜肴)、一坛子金华酒、一瓶白酒，还买了一钱银子的果馅凉糕……由兴几的妻子整顿好，众妻妄大吃了一顿。这一切一共用去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0块。又是鸡、又是烧鸭、又是酒、又是菜、又是点心，可见明朝万历年间，运河两岸的百姓生活，物质极大丰富，物价也不高。

说罢“食”，再来看“衣”。

古代不讲究名牌，只讲究质地和式样。如西门庆要跟乔大户订娃娃亲，为妻妾六人做50件衣服，衣料都是用“南边织造的”好料子，式样也很讲究。光是剪裁的工钱，就给了赵裁缝五两银子，相当1000块钱。合50块裁一件，材料费和缝制的工价不在其内。

李瓶儿是众妻妾中最有钱的，衣服鞋袜也最多，单是鞋就有100多双。冬天穿一件貂鼠皮袄。值60两银子，合12000元。

再来看看“行”。

明朝人出行，或骑马，或坐轿。西门庆出行一般是骑马。他的那匹白马价值七八十两银子，要算是名副其实的“宝马”了。

女人出门一般要雇轿子，如同今天“打的”。一次，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来给女儿贺寿，轿到门前，却没钱打发轿夫，来向女儿要，潘金莲也拿不出，母女吵闹一场。最后还是三娘孟玉楼看不过去，拿出银子打发了轿夫。其实轿钱不贵，只有六分银子，折合今天才12块钱，也就是“打的”的起步价。

“住”是人生一件大事，花销也最大。不同的阶层，住房的需求不同。

卖炊饼的武大郎，“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典”是使用权的转移，没有产权。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住下去，不用月月交租钱。将来房主有了钱，还可以赎回去。十数两银子，合3000块吧，是很便宜的。在今天大城市的闹市区，3000块也就是一套两居室一个月的租金。

带产权的房子也不算贵。一处“门面两间两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量一般，要55两银子，相当于7000块。常峙节就向西门庆借贷，买了这样一处房子。好地段的房子要贵一些。西门庆“刮”上伙计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花120两买了狮子街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给她住，这要算西门庆的外宅了。算下来，常峙节的房子一平方米不到200块钱，王六儿的房子一平方米合300块。比起今天京城一平方米上万元的房价，便宜得不可思议。

西门庆家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

人们说到西门庆时，往往送他三顶帽子：商人、官僚、市井恶霸。而在这三种身份中，最根本的还是商人。西门庆临死前交代的财产总值，不算房产，合白银将近十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西门庆有以下赚钱的途径。

其一是经商所得。

小说曾借媒婆文嫂之口，夸耀西门庆是个成功商人：“县门前西门大老爷……家中……开四五处铺：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文嫂没提到，西门庆还开着“解当铺”。

一般的商业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坐商，有铺面，设店经营；一是行商，搞长途贩运。西门庆则是把行商与坐商结合在一起来搞。以缎子铺为例，这个店是他和亲家乔皇亲合开的，开始投资一千两，两家各五百两。靠着三万盐引，变了现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是伙计韩道国，从杭州购买货物运回：一路是仆人来保，到湖州丝绸产地，就地定货，坐等人家织出贷来，然后经南京运回来。其间没有中间商经手，大大降低了成本。韩道国运回来的货物一共十大车，价值一万两银子；来保运回二十大车，价值两万两。也就是说，一千两的投资，经过一番运作，变成三万两，增值530倍，显然是暴利!

另一不法手段是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三百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五十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三十五两五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一百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一百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