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儿子,共轭亚油酸的危害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羽琌山民，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1] 龚自珍自幼好读诗文，他的文章力主“更法”“改图”，揭露清代统治的腐朽，洋溢爱国热情。他任职期间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他48岁时辞官南归，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1841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导语：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给八国联军带路攻破北京城，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

　　龚半伦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龚自珍的儿子带龚半伦画像

　　龚自珍先生聪明，但他的儿子龚橙(字半伦)比龚自珍更聪明，聪明得透了顶。

　　龚自珍生于官宦之家，少年即读书负才，意图效力国家，施展抱负，为朝廷做比他的父祖辈更大的贡献。他38岁中进士当官，当了不小的官，但是龚自珍不是苟图衣食之辈，他想进入权力核心，实现自己匡扶天下的理想。无奈官场倾轧斡斗，十分复杂，那种时时处处须折节而进的无形机制，有气节的人往往不善忍耻求进，过不了这一关，所以他无法在官场自存，遑论展才。龚自珍将朝廷积弊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常常发言指陈，希图革鼎，这引起公务员队伍的普遍不满，连林则徐都对他不满。他又常常忤违上司，所以长官也不喜欢他。总而言之，他书生气，不会装，内心光明，但这光明常常刺眼灼人。人家都知道你龚自珍有才，但是不喜欢你，对你的使用设置你逾越不了的障碍。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史上最无耻的“带路党”

　　龚半伦即龚橙，字孝棋，又名孝拱，为龚自珍的儿子(长子)，半伦(龚半伦)是他晚年的号，所谓“半伦”者，是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妾，五伦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这个人比他老爹龚定庵，更加风流自喜，目中无人。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生于上海道署，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一段颇为离奇的传说。

　　上海道衙门左近，有一寺名曰三塔寺，初时未建寺时，是一个水潭，广约亩许，深不可测。当地人传言，潭底下有一乱穴，时常有精怪出没。有一天，一个高僧路过这里，大约是看出什么了吧，就在潭侧结坛诵经，一诵诵了三天三夜，那精怪就受不了了，现身坛前，是一条龙，伏在地上乞恩。高僧说，你若是能让潭水立时干涸，让我在这里建一座寺庙，我就饶你一命。这就是三塔寺的来历。定庵夫妇中年乏嗣，往三塔寺求子，甫一入门，定庵夫人便恍惚看见一条龙向她扑来，惊慌而返，就有了身孕。所以可想而知，龚半伦的出世，在龚家是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

　　史称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幼而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问浩博无涯，然而性格孤僻，寡言少语，好为狎邪游，颇似他老爹的风流本性。稍长，随龚定庵入都之后，他很是结交了一些色目人，经常与他们一同出游，牵黄擎苍，弯弓盘马，居然一胡儿。色目人泛指当时在京城的一些少数民族。他又和他老爹一样，通满洲、蒙古、唐古忒多种文字，甚至在英国大使面前说英语时竟使英国大使大吃一惊，但是一试不售，即断弃科举之念，终身不再应试。聪明、风流、有性格，用现在的话来说，酷。

　　这个障碍还可以公开地说，并不是“潜规则”，而是“显规则”!你有意见也没有用，整得你没治没治的。你有才名、有诗名，有什么名也没有用!人家不用你，总能给你找出一串说得过去的堂皇的理由。你说你投诉、闹腾?别说没有让你投诉闹腾的规矩，就是有，你越闹腾，越能证明人家对你的种种沮蔽打击的理由是确凿的，你发牢骚还能坚定人家的信心。你说你鱼死网破，死也要拉几个陪葬的一起完蛋吧，那是广东话说的“发烂渣”(音)、那是拉登式的反抗，非传统贤士大夫所为。士子不是那种没脸没皮不知羞耻之辈，洁身自好，遇沮即退，退而不甘，所以龚自珍才愤懑地发出无奈的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把父亲的人生遭遇看在眼里，感受于心。此子极端聪明，学问也很好，才华器识不在其父之下。他思考自己父亲：学识那么渊博、才华那么横溢、人品那么高洁、能力那么强、报效国家的意志那么强烈，但是最终怎么样?还不是被排挤出朝廷，在外面漂泊，当一个愤青，写写文章诗词，发发牢骚，对万里江天，一筹莫展?龚半伦认为父亲的人生，是个有限公司，即明知这个国家和社会对自己不公，但不愿意打破后面的墙壁，让背后通风，即便自己被逐出赛场，也还挂念着场内的赛事，在心里当拉拉队员。龚半伦觉得自己的父亲太傻了，自己绝不能走这条路，“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老舍的话剧《茶馆》将晚清普遍萦绕于民间的这种心态直接用到舞台上去了。龚半伦认为自己的人生不能成为父亲那样受制于道义责任的有限公司，应该成为无限公司。成为无限公司，就比自己父亲的有限公司轻松多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油画

　　龚自珍后暴卒于丹阳，没人管龚半伦了。那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带路的就是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他给英法联军当翻译，引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汉奸有文化，谁也没办法。恭亲王奕訢负责与英法谈判，英法一方的谈判翻译兼参谋就是龚半伦。这下大清国悲剧了——龚半伦见了恭亲王，一点不恭敬，一直坏笑着，不停地给英法方面出主意，百般刁难恭亲王。恭亲王气急，当场斥骂龚半伦：你还是人吗?你龚家世受国恩，你怎么为虎作伥，做起无耻的带路党、当起汉奸来了?

　　您懂的，在过去，人的羞耻感普遍很敏感，即羞耻点很低、脸皮很薄，不像现在的人皮厚，你骂谁，他半天都不为你的骂所动。过去的人被这样斥骂，都不用脏话，那算是最顶级的骂了，一般人会吐血而死都说不定。谁知道龚半伦听了恭亲王的骂，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轻松，脸上洋溢着不屑与快意，也不乏愤怒，他回骂恭亲王：你个老贼!我父亲一心为国效力，你们阻挡他连个翰林都入不了。还将他排挤出官场，你清廷与我龚家何恩之有!你骂我是汉奸?哈哈哈哈!我们想爱国，可是，这个国家是你们的国家了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把我们的上进之途都堵塞了，你们招公务员都是萝卜找坑，我们的孩子大学毕业没有出路，你们孩子却早早地就坐上了“升职器”，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你们把国家弄成这样鸟样儿!害得我们乞食外邦，还说我是汉奸?你说这话吓唬谁啊?你说我是汉奸，我还看你们是国贼哩!

　　龚半伦的话把恭亲王噎得瞋目结舌，很受打击。

　　这里必须赶紧声明;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确是个坏蛋!是个汉奸!丝毫不值得同情。

　　被英法联军火烧后的圆明园

　　这里反应出诸多问题，其他不谈，其中一个问题是：大清国虽然有人才擢拔和使用机制，但是皇亲贵胄参与政事，像一层坚固的油腻一样，覆盖在大清国这只碗上，难免侵占读书人的机会，也让读书仕进上来的官员感到压迫和气闷，不得施展。

　　以往朝代的人才察举制、科举制，均可理解为一种“让”的机制，即出让一些机会给民间社会，即便不能吐故，但能不同程度地纳新，社会有了上下通气的管道。凡是“让”得好的朝代，其必然得益于这种机制。越是到一个王朝的末代，你去看看，普遍都不会“让”，反而抓得更紧，抓得越紧，死得越快。

　　还是大清国，到了清末，庆亲王奕劻得势。奕劻这个人虽然也是天潢贵胄，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吃过苦，所以他的生命深处刻烙着深深的穷困记忆，这种人一旦得势，不但危机感不能销减，反而会加重。这种人白天吃了一肚子山珍海味，夜里做梦却常常是饿得找不着窝头。所以，他要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能有丝毫的减损和动摇，贪婪吸纳疯狂聚敛而不自知。奕劻贪婪吸金，慈禧也是知道的，她曾说：我知道奕劻连我给的修缮仪鸾殿的银子都贪，但是换了别人，谁又能保证那个人不贪?老太太这样想、这样假定，谁也拿她没办法。此话貌似通脱，实则顽固而愚昧。老太太还要依靠这样的人，再说这样的人有把柄，容易听她的。

　　大清国事艰危，但是作为一国柱持的庆亲王一点也不放松奢华的享受，更别说减餐自警。生活上一丝不苟，派头足得比宫里的皇帝后妃都讲究，有板有眼地。他十分讲究吃喝玩乐，有时候为了一个菜做得到位，他要亲自跑到厨房去做指示，做现场指导。外面有人稍微一议论，以“君子远庖厨”、“亡国与役处”劝谏，即有拍奕劻马屁的干进之徒阿谀，为其辩护说：自古宰相有调和鼎鼐之职，庆亲王这样做正是效法周召之风。这样更加坚定了庆亲王抓紧权力、享受富贵的决心。

　　科举被废除以后，给了掌握大权的奕劻一个绝好的机会，用什么人没有了框框限制，你龚自珍不是说“不拘一格降人才”吗?好!正好没有什么八股文的格格框框了，我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有钱就行。于是奕劻成为科举被废除之后第一个发“后科举”财的人。

　　领导有爱好，就好办了——袁世凯正是通过巴结庆亲王奕劻得以上进的，百般投奕劻所好，得以被奕劻喜爱赏拔。终于有人忍不住了——1904年御史弹劾奕劻：“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但是，大清国装装样子去查奕劻，最后不了了之。

　　慈禧去世以后，隆裕皇太后垂帘主政，更没主意了。当时南方闹革命党，朝廷拿不出钱来，隆裕只好将慈禧留给她的私房钱约折合6百万两银子拿出来，用作军费，抵挡革命党。同时，朝廷号召清廷亲王贝勒等贵族也捐款，拿出钱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但是，谁也不肯拿!都说自己很穷，没有钱。个个心里都这么想：我庆亲王拿钱，又不是我一家得益，别的王爷家也应该拿。有的说，我拿了就证明我平时贪了，不能拿。都想让朝廷从民间身上再搜刮。没有人拿钱。等到后来清朝灭亡，您知道单是几个亲王家里没拿走剩下的银子有多少?近4000万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朝廷安宁的时候，亲王们贪钱聚财，等到了朝廷危急，需要他们让出一点钱来解救它们自己的国家，却个个缩头不进，不愿意让出一点私利。有人说社会矛盾死结要想松开、缓和，唯一的办法是让既得利益者让出一部分利益，妥协、退让是一种福气。这当然是灵丹妙药，可是，您知道，人人都不选这种灵丹妙药，历史每到转折或选择的关键时刻，必选最差的那条路走，这简直就是逃脱不开的宿命，一点办法没有。好办法、好思路都是用来让后人凭吊感怀的。

　　其实，在明朝被灭前夕，情急之下，崇祯皇帝也号召各路皇亲——皇亲们有钱，皇帝是知道的。只要他们捐出100万两银子做军费，就可能抵挡农民军造反。那时候，谁也不愿意捐，谁也不愿意让出一点私利，都觉得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结果李自成打进北京，天街踏尽公卿骨，把钱统统拿出来，不拿，没命;拿出来，也没命——您知道明朝那些皇亲贵胄拿出来多少银子?7000万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岂止要他们让出一点私利以利国家他们不干?他们还想在卖国家的时候能多分一点哩——庆亲王奕劻就逼迫隆裕签逊位诏书，以讨好革命党和袁世凯。奕劻还和那桐等买通皇太后身边的太监，天天吓唬隆裕皇太后，吓得皇太后赶紧逊位求生了。

　　所以，有人评价奕劻是一个潜伏者，一个革命党的潜伏者。没有他，革命可能没那么容易成功，同志还不知道尚需多艰苦努力哩!从另外一方面看，与其说革命是战斗成功的，不如说是奕劻这种人让出来的。人就是这么回事儿，要他让小头，他不干，结果他让出了大头。这叫什么事儿啊!

　　今日残破不堪的圆明园

　　龚橙

　　文/曹康

　　龚橙（1817-1870），原名公襄，字孝拱，又字昌匏，浙江杭州人，是清末著名诗人、大思想家龚自珍的长子。龚橙生于上海，少年时代随父宦游四海，常居北京。他自幼聪慧过人，能识满文和蒙古文，闲暇时常与京中一班公子哥弯弓射猎，演习武艺，练就了一身不错的马上功夫。当时的名士王韬盛赞龚橙“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书。孝拱少时，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抄录，别为一书，以故于学无所不窥，胸中渊博无际”。

　　和父亲一样，龚橙对经学用功最勤，尤其在文字学上很有造诣，所著《龚橙丛稿》一书，20世纪20年代，江南著名学者顾廷龙阅后连称“颇多启发”。龚橙的书法也能自成一家，时有“孝拱真书自一家”之誉。

　　龚橙虽有家学渊源，又有一代学术宗师的父亲龚自珍在学业和做人上的严厉督责，却性情狂傲，喜做空谈，时人多称其为狂士。龚自珍最著名的《己亥杂诗》中有《儿子昌匏书来，以四诗答之》，苦劝儿子为人做学问要踏实勤朴，诗中劝诫道

　　：俭腹高谭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无奈龚橙对父亲的劝喻良言也听不进去，照样我行我素。龚自珍去世后，更无人来管教，他便越发恃才傲物。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爱其才名，有意拔擢，设盛宴招待他，席间曾国藩言明己意，谁知龚橙居然不屑一顾：“以我的地位，公至多给我个监司。你想我岂能居公下者？不要多说，今晚只谈风月，请勿及他事。”气得曾国藩七窍生烟。

　　龚橙在读先父龚自珍的著作时，每遇文句不适处，就边斥其不通，边用木尺敲击龚自珍的木主（牌位）。他嗜酒如命，在上海居住时，嫌本地无佳酿，所饮美酒都从杭州运来。他还经常混迹于十里洋场的风月场所，嫖妓吃花酒，动辄一掷千金，挥霍无度，令人侧目。囊中羞涩时，就典卖家藏古书珍玩，活脱一副纨绔子弟嘴脸。

　　龚橙在上海寓居期间，纳有一妾，十分宠爱，经常夸示于人，他尤其喜欢这位美人的一双三寸金莲。但他后来又看中一位美姬，便将前妾弃之如敝屣。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十几年不闻不问，两个儿子从杭州到上海来看望他，竟被他逐出家门。他与同胞兄弟也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时人称他为“龚半伦”，因他不知道“五伦”，只宠爱小老婆，故而只能算作“半伦”。龚橙闻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居然以“半伦”为其号。

　　龚橙在上海的时候，结识了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被其聘为记室（秘书），受到英国人的重用。1860年秋，英法联军侵华，龚橙随英国军舰北上，来到北京。他将发辫盘到头顶，身着白色西服，头戴西洋礼帽，脚穿锃亮的洋皮鞋，俨然一副洋人派头。其父龚自珍生前的故旧见了，开始还劝他悬崖勒马，不要为虎作伥帮着洋人祸乱中华

　　；后见他置若罔闻，便都对他敬而远之，为龚自珍慨叹不已。

　　龚橙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本性难移，仍然狂饮滥嫖，醉生梦死。这期间，他对诗书仍有所涉猎，曾校勘了《汉魏丛书》版《韩诗外传》十卷，并写了序跋。但这时龚橙因生活糜烂，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精神已不大正常。在与朋友交谈时，往往语无伦次，呓语连篇，一会儿说英国与日本已开战；一会儿又说中国衙门都要有外国官员参政，上海道已由外人指授，等等。龚橙晚年更加颓废不堪，百事不问，一心诵经念佛，朝夕不辍，最后精神彻底崩溃，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恶疾，辗转床榻两年，“自啖其矢（屎），遍体肉落而后毙”。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 ：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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